一、镇守绥东

一九二二年（民国十一年）六月，第一次直奉战榆关战事结束，奉军悉数撤至关外。张作霖立志复仇，锐意改革部队，以旅为部队最高编制单位。但张作霖以过去曾委张宗昌为师长，故令其兼任绥东镇守使，仍配戴中将衔。张宗昌所部签定为第三旅，分编为三个团：即第三团，团长程国瑞；第七团，团长许琨；第二十五团，团长褚玉璞。张宗昌的旧部散于苏、鲁、皖、冀各省，闻讯往投如鲫，除编定者外，尚有众多编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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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收编帝俄残部

张宗昌所部第三旅枪支极为短缺，士兵大部分均为徒手。训练时，张经常带领徒手士兵爬山越岭，进行体力锻炼。有一次，张在山上遥望，忽然发现远处山沟里躺着一个人，甚感诧异，此地人迹罕至，从何而来，其中定有跷蹊。于是派人去察看，究竟是活人还是死人。士兵回来报告说是个活人,而且是一个外国人，不懂中国话，从穿着服装来看像是一个俄国军官。张宗昌会说俄国话，于是亲自跑下山沟，用俄语与其交谈。

原来此人名叫葛斯特劳夫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方面军炮兵司令，当时在俄国革命军的追击下走投无路，因此跑到荒山沟里准备饿死或者让狼吃掉，以了却此生。张宗昌问明情况，当即好言安慰，并用马将其驮回，安排住宿，派人细心照料，请医生为其诊治疾病。经过十余天治疗和休养，葛斯特劳夫逐渐恢复健康。他在镇守使衙署内闲住，见张的队伍非常缺乏枪支弹药，于是向张建议说，俄国境内三站地方山沟里有一条铁路支线，停有军用物资列车一列，满载枪支弹药，还有大炮若干门，只是没有车头，如果张肯干的话，便可派一个车头将其拉回。但是革命军很快就要到来，要拉就必须赶快去拉。张闻讯大喜，立即给中东铁路局打电报要来一辆机车，由葛斯特劳夫带路，将满载大批军械弹药物资的车皮悉数拉回。

当时，尚有白俄士兵三百余人，呆在该地束手待毙，于是也随同葛斯特劳夫进入中国，来到绥东镇守使驻地。张宗昌乃将此事向张作霖做了报告，并送去大批步枪、机关枪、口径七·七英寸山炮以及弹药。张宗昌自己的队伍也得到了充足的优良装备，并有条件开始进行实弹射击训练。白俄士兵也全部收编，由葛斯特劳夫率领。后来，这支白俄部队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，军官中也有俄籍朝鲜人，如金仲仁曾任哥萨克骑兵旅旅长。

三、招致流言蜚语

绥芬河一带地方虽然十分荒凉，但土地却非常肥沃。因此，很多编外闲散人员，为了谋生便开垦土地，种植鸦片，干起贩毒的营生。张部为了解决军费问题，也随之干起种植贩卖鸦片的勾当。每当张宗昌去奉天谒见张作霖述职时，此等公私贩毒人员便蜂拥左右，借以逃避官方检查。天长日久，奉天各方面对张宗昌及其部属啧有烦言。有的说张部私营商贩，偷税漏税、不务正业；有的说张部人员杂乱，率多不法之徒，贩卖毒品；有的说张部兵员不足，当官的都吃空额，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毫无战斗力可言。总之，各种流言蜚语，不一而足。实际上，有些情况属实，有些则是不实之辞。种植鸦片，贩运毒品，确有其事，只是程度不尽如传说那样严重。至于兵额不足，毫无战斗力可言，则纯属揣测虚构。

四、演习成绩显著

一九二三年（民国十二年），张宗昌四十二岁。是年秋季，奉军在奉天省西丰县举行军事大演习。张宗昌所部奉令参加演习。当时，谣言甚盛，说张部在演习中成绩不佳时，或者所部人数不足、空额太多时，便就地解除武装，予以遣散或者改编。比经到达西丰实地演习时，张旅不但人数充足，而且极为精壮，一切操法准确，动作认真，一丝不苟。尤以八十里急行军演习，在泥泞不堪的雪地上进行，备极艰辛，结果准时到达，分秒不差，而且没有一个人掉队，考核成绩名列前茅。众多疑虑方始冰释，各种烦言也随之销声敛迹。张作霖也因直奉之战一旦再起，便急需部队，因此对张部未采取任何行动。

五、当众受辱

在西丰县演习时，还曾闹过一场小风波，事情虽小，但由此可以看出，张宗昌当时处境岌岌可危，但他能忍辱含垢，委曲求全。有一次，张宗昌在众人面前说话不注意，带了一句脏话“我操”。郭松龄恰在一旁，闻言勃然大怒，当即指着张的鼻子责问：“你骂谁呢?”张宗昌和颜悦色地回答说：“我没骂谁，这是我的口头语。”郭松龄竟然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我操你妈，这是我的口头语，行不行?”张宗昌立刻意识到，这是郭松龄故意寻衅，此时此刻，如果小不忍，则将大祸临头。他立刻向郭松龄深深鞠了一躬，一再道歉说：“大哥，我错了，今后我一定改!”一场风波始告平息。

据目击者谈，当时气氛十分紧张，大有剑拔弩张之势，郭松龄在大庭广众之下故意污辱张宗昌，使其难堪丢人，目的十分明显，如果张不肯忍受，出言不逊，由此闹翻，所部第三旅很可能便被包围缴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张宗昌以一介武夫能保持头脑冷静，没有因小失大，以非凡的克制，忍常人之所不能忍，化险为夷，免遭一次灭顶之祸，实属难能可贵。　

六、挑起大战

一九二四年（民国十三年），张宗昌四十三岁。是年，第二次直奉战爆发。第二次直奉战的导火线是朝阳寺事件。朝阳寺是当时热河省朝阳县的一个乡镇，与奉天省北票、义县等地相邻。彼时，朝阳镇守使龚汉治（安徽人）派有步兵一营驻守该地。民国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午夜，该营突遭奉军包围并被歼灭。镇守使龚汉治当即将事变发生经过电告北京政府、直军洛阳总部以及驻防在滦县前线的直军第十五师师部。于是，直奉双方均立即采取紧急军事行动，第二次直奉战的序幕从此揭开。一次军事冲突终于演变成一场大战，由此进而发展到曹、吴覆灭，奉张入主中原。所以朝阳寺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，也是深远的。

曩时，直军曹、吴认为是奉张首先发难，挑起战争；而奉张则认为是直军首先动手，发动了这场战争。究竟谁是真正的肇事者，交战双方的首脑人物，无论是曹、吴还是奉张，当时都蒙在鼓里，不明真相。实际上，朝阳寺事件，是张宗昌倡议，褚玉璞响应，二人密谋策划而成的，这是褚玉璞亲口对我说的。

溯自西丰县演习后，张宗昌所部第三旅在西丰县驻扎了一个时期，便调至北票、义县一带驻防。张旅干部大多为关内人，纵有东北三省籍贯者，亦系追随张宗昌多年的老部下，与奉军其他各部队的干部均素少联系。自西丰演习后，颇受外界谣传影响，深恐自己的部队遭到意外，人人自危，情绪不安，唯盼直奉大战再次兴起，奉军亟需部队，则第三旅方能自保。加之，关内人对东北严寒气候也不适应，急盼打进关内，占得一席之地，确保生存无虞。正是在这种思想情绪和环境条件的支配下，张、褚密谋策划了朝阳寺事件并付诸实施。上报张作霖，诡称直军出兵首先袭击了奉军，而奉张此时也以对直军作战一切准备就绪，正好借题发挥，上下一拍即合。第二次直奉大战战火从此点燃起来。

七、率先突破直军防线

奉军举行军事演习时，战斗序列共分三个军。第一军，军长姜登选，副军长韩麟春；第二军，军长李景林，副军长张宗昌；第三军，军长张学良，副军长郭松龄。第二次直奉战打响后，第三军负责山海关正面对直军的作战。第二军由义县防地出发，取道热河省朝阳，向凌源方面前进。嗣又接到命令，到达凌源后，李景林部向平泉、承德方面前进；张宗昌部经茶栅、大杖子、鱼鳞山、萧杖子、冷口，向滦县方面前进，以切断直军后路。

当时，张宗昌所部兵力除三个步兵团外，尚有一个炮兵营、一个工兵营（营长毕庶澄）、一个补充营（营长王栋），此外经禀明张作霖后，尚编有一个由白俄士兵组成的步兵团，团长聂洽耶夫。为张效力的白俄高级军官还有米乐夫、葛斯特劳夫、米海夫、金仲仁、金仲衡等数人。

张部曾在茶栅与直军董政国所属第九师的一个团遭遇，直将其歼灭；继又在鱼鳞山与第九师全师遭遇，血战数昼夜，颇称艰苦，最后终将第九师击溃。张宗昌指挥所部迅速前进，又在萧杖子、冷口等地再战，直军第九师节节败退。张宗昌终于攻占了冷口，首先突破直军沿长城各关口设置的防线，并乘胜追击前进，一鼓作气，于十月二十八日占领滦县，切断直军后路。此时，直奉两军主力仍在山海关主战场上酣战不已，但直军终因后路被截断，首尾不能相顾，士气备受影响，致使全线动摇；再经郭松龄猛攻侧翼，秦皇岛失守，吴佩孚总司令部彻底覆灭，直军遂告全线土崩瓦解，一败涂地。总之，在奉军各路作战部队中，张宗昌指挥所部率先攻入关内，首先完成张作霖下达的战斗任务，为奉系入主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博得张作霖的赏识和欢心。

八、大肆扩军

山海关方面战斗任务结束后，张宗昌率部沿京奉铁路西进，占领塘沽，进驻天津，更转入津浦线，将直军第二十六师驻地马厂一带占领，并屯驻在该地，停止前进。

自向滦县进军以来，张宗昌沿途收集直军投降部队以及散兵游勇，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，加强自己的实力。将褚玉璞、许琨、程国瑞、王栋、毕庶澄等部队，均扩编为三团制的旅，另外，令钟震国、方振武各编一个两团制的旅。钟震国即前述在江西掩护张宗昌回归北京的那个青年学生，方振武自民国元年起即追随张宗昌在江苏革命军第三师任职。当时，钟旅称第一梯队，方旅称第二梯队。

奉军不仅张宗昌扩充自己的实力，至若李景林、郭松龄等都扩编了四、五个旅不等。迨张作霖乘专车抵达天津参加善后会议，见到前方将领时，勃然大怒，痛骂不已：“你们是要造反呀，不经我的许可，竟敢擅自扩编队伍，他妈拉巴的都给我解散！可是，张宗昌编的几个旅，我都承认，因为他在作战时肯出力，叫我痛快。他达成任务时，你们还都在山海关各个地方跟敌人顶牛哪！”由此可见，张宗昌在第二次直奉战中，由于战功卓著，深受张作霖青睐。

九、组建铁甲列车

在第二次直奉战中，张宗昌接受白俄将领葛斯特劳夫的建议，利用铁路机车等各种车辆，组成军用铁甲列车，行驶在铁路线上，协同步兵作战。

初到滦县时，张部缴获了铁路使用的各种车辆。葛斯特劳夫根据其在俄国的作战经验，仿照军舰形式，在铁道上组建了铁甲列车。其方法是以机车置于列车中间，机车前后各挂上两节客车，做为列车上士兵食宿之用，其中包括炊事用车。前后客车外方各挂有带顶棚铁皮车两辆，即俗称之铁闷罐车。铁闷罐车内附以枕木墙一层，在铁皮和枕木墙之间实以砂土，以抵御敌人步枪和机枪之射击。铁闷罐车的两侧构成上下两层枪眼，车上士兵立、跪均可向外射击；铁闷罐车的下方还构有机枪射击掩体，每辆车设有四座掩体。在铁闷罐车外方，更挂以铁皮敞篷车，前后各挂一辆，车上各置陆炮一门，做为射击远方之用。敞篷铁皮车之外，前后还各挂平板车一辆，上置铁轨和枕木以及一应机具，供随时修复遭破坏的铁路使用。各节列车上还装有步话机，以资联系。

当时共建成铁甲列车两列，一列命名“长江号”，一列命名“长城号”，均归葛斯特劳夫指挥，车上士兵均为白俄。

中国军队使用铁甲列车作战，实滥觞于此，后各方均仿效组建。

十、网罗人才

张宗昌一向怀有抱负，想自己开创一个局面。第二次直奉战中奉军节节胜利，使他意识到实现理想的时机已经到来，因此他不失时宜地大事收编直军残余部队，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十分注意网罗人才，特别是军事干部。我便是其中的一个，再次被网罗到他的幕下，充任高级幕僚。

我是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村人，陆军大学第五期毕业后，奉派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战术教官。援湘之役兴起，我曾跟随张宗昌去湖南，先后出任第六混成旅和暂编第一师参谋长。暂编第一师在江西就地缴械遣散后，我曾去奉天禀报事件处理经过。张留我襄助援蒙军务。后征蒙一事中途停止，我又返回保定军校任教。第一次直奉战爆发后，前方急需作战参谋人员，我奉参谋本部命令，去协助东路司令彭寿莘指挥作战。直军取得胜利后，彭升任第十五师师长，我随之升任师参谋长。

第二次直奉战爆发后，彭升任第一路司令，我随之升任军参谋长。直军全线崩溃后，我率领十五师全体官兵，向奉军张学良和郭松龄投降。两军对垒时，直军坚守山海关阵地，奉军迭次强攻，未能越雷池一步，而且遭受严重损失。但张、郭豁达大度，不计前嫌，特别是郭松龄对我颇表爱才之意，不以俘虏相待，反而敬如上宾，临时委我任其司令部交通处长职务，嘱我暂在后方好好休息，准备畀我重任。当时，我身着直军军服，出入于奉军司令部，奉军是胜利者，而直军是失败者，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，更何况一个熟人没有，堪称举目无亲，孤独苦闷之情，难以言表。我想出走，但是身无分文。后来发给我一个月薪饷，我偷偷买了一套便服，暗自换上，又买了一张火车票，便不辞而别，登上去天津的火车，设法转回北京。任命我为交通处长的消息，通过奉军内部战报，早已在各部队传开；出走的消息也通过同样渠道很快地传出去。

当时，张宗昌已将天津占领，得知这一消息，立即派了二十多人，分成七八个小组，到天津租界内外大小旅馆仔细查询。他分析，我是北京人，家在北京，自山海关出走，一定回北京。山海关至天津虽已通车，但京津尚未通车。此刻，我必定呆在天津旅馆等待通车。果不出他所料，我被尔后担任褚玉璞参谋长的翟文林发现了，他立即将我护送至张宗昌的司令部。张宗昌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，要我一定回到他的队伍中来，协助他处理军务；至于郭松龄的任命已成过去，不必考虑。谈话时态度既诚恳而又坚决，没有丝毫回旋余地。

我与张宗昌在援湘之役有过一段共事的经历，深感张对自己是十分重视和信任的，无论在作战或处理其他问题方面都能虚心听取我的意见，敢于大胆放手让我工作，也是一位知人善任的长官。当前又百般寻觅，诚心诚意邀请，确实是盛情难却，只好从命。我要求先回家看望一下，然后再到任。张宗昌唯恐我又借机离去，坚决不允。他提出派我的陆大同学齐长增立即去京代为看望家属。当时，张宗昌的司令部就设在天津站里停放的一列火车上，他把我安置在他的隔壁车厢里，并派他的卫队严密守卫，以防我再次出走。从此，我再次成为张宗昌的一名助手，特别是一名军事方面的助手，跟随在他左右，直至他遇刺身亡。张宗昌为了创立自己的事业，十分重视人才，并千方百计延揽人才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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